《云中谁寄锦书来》是黄易关于书札的研究著作，探讨古代书信文化。
图源：视觉中国
傅月庵在《闭门读书》一书中提到黄易时，开头便强调：“黄易，不是写武侠小说的那位。”读来令人会心一笑。我曾在书店购买《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时，店主也问：“是写武侠的黄易吗？”我向他说明，是刻印章的黄易。
写武侠小说的香港作家黄易，其影响力远胜于钱塘的黄易。他创作的新派武侠小说多达数十部，其中一部甚至长达二三十本，读者依然热情追随。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以“黄易”名义出版的“黄皮武侠系列”也风靡一时，据说多达500本，令人咋舌。我因读过一部“黄皮”小说《寻龙记》，胃口大受影响，以至于后来对真正的黄易作品也望而却步。
钱塘黄易比香港黄易早生约200年，是乾隆、嘉庆年间的水利专家，更以篆刻家、金石学家、书画家名世。傅先生谈及的莫友芝旧藏《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是黄易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摹刊极精，“神态宛然，不啻真迹”，令有缘得观的傅先生感慨“世间万物无常，唯此方为妙事”。
我初次认识黄易是在40年前，因为学习刻印章，买回一本《西泠四家印谱》，才知道他在“西泠八家”中属于前辈，是“前四家”之一。黄易的父亲黄树榖擅长篆书和隶书，精通金石学，与浙派的开山鼻祖丁敬是挚友。黄易师从丁敬，技艺精湛，有“青出于蓝”的美誉，师生并称“丁黄”，后世将他视为“浙派中坚”。
与黄易的另一段渊源，始于40年前，当时我购得一部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于1937年6月出版的《南阳汉画象汇存》，由此激发了我对汉画像石的兴趣。在搜集拓片的同时，我也开始购买和阅读相关图籍，追溯其根源。孙文青在《南阳草店墓汉画象序》中提到：“宋代人对于武梁祠堂的画像石出土，并未给予足够重视。清代喜好古物的人士，对鲁西石室画像的发现则视为稀世之宝，这大概是因为时代不同，审美趣味也有所差异。”关于嘉祥武梁祠的汉代石刻，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仅作简略记载。此后，由于黄河泛滥，武梁祠逐渐坍塌湮没，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才再次被发现。主持系统发掘并就地重建的“清季好古之士”正是黄易，他被视为汉画像石保护与研究的先驱，这一事件也被认为是乾嘉时期金石学的重要标志之一。《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中收录了阮元致黄易的信件，其中提到：“听说武梁祠的画像石刻位于紫云山，不知是否可以前去一观？”
《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薛龙春撰，三联书店2021年7月出版，16开精装本，辑集黄易友朋200余人书札600余件，其中绝大多数为稿本，并有原色影印图版16件、随文插图66件。薛龙春先生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此前有专著《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问世。他在《前言》中说明本书收录书札主要来自故宫博物院出版《故宫藏黄易尺牍研究·考释》、故宫藏《小蓬莱阁同人往来信札》四册，以及辽宁、山东、甘肃等博物馆公布庋藏黄易信札、国家图书馆线上开放黄易友朋信札资料。他从2016年开始“全面搜集、整理黄易友朋信札”，“一些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未刊稿本、拍卖会资料、海内外私人收藏，以及清代金石书籍、尺牍集、文人别集中所收录的信札”亦尽力辑录，乃得成此规模。
《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由薛龙春著，于2021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我早年搜集花笺而兼涉书札，认识到书札往往更见作者真情实感，史事细节也较为可靠，学人以书信讨论问题、相互辩难亦多有之，皆可供研究相关史事参考，于书札实物之外，对近现代编印出版的各种书信集，尤其书札原件影印本，所见必收，亦成一系列。若论编辑出版水准，则各书参差不齐，有的只影印原件而不作释读，有的考释不精，有的编排无序。《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辑录诚不易，编次、考释亦见功力。《例言》第一条：“本书以人物编次，依人物与黄易第一封通札的时间先后为序，通札时间无考者，暂置最后。”让读者较易观察札主与黄易的关系，也便于了解“黄易友朋”这一群体的形成变化，比完全以通札时间为序或以人物姓氏、生年为序更见合理。第二条说明考释内容，各人物先出小传，往来书札依时为序，人物及书札各作编号。每札先考定写作时间，次分述写信、收信人景况，再剖析关涉人物、事件，于金石、书籍、书画等介绍尤详，对前人考据讹误也多有勘正。此外且注明与本札内容有关联的书札编号，方便读者查核参证。又第五条：“除释读书札文字外，有作书人钤印及笺纸名称者，亦一并释出，俾篆刻、笺纸研究者有所参考。”书后将“作札人或收札人不明”之札作为“附录一”，亲友及相关书札作为“附录二”，并编有“参考文献”“图版、插图目录”及“人名索引”。凡此都有便于读者利用。
公藏艺术文献公开这一新气象，促成了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新进展。薛龙春在《前言》中说：“这些资料的不断公开，使得我们有机会更为细致地研究黄易的朋友圈以及黄易金石收藏的各个环节，进而对乾嘉时期的金石赏玩、收藏与研究风气有更为准确的把握。这些新资料对于黄易书画篆刻的研究，无疑也大有裨益。由于这些信札涉及不少买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推进乾隆后期文化商品消费与流通的研究。”黄易与友朋通信起始不晚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前后几达40年，往来书札有延续数十年、多达数十札的，有双向互动均存的。其时正是乾嘉考据学兴盛之际，黄易倾力搜求金石拓本，收藏富甲天下而乐与同好分享，故能以一低级官吏成为乾嘉金石考据圈中关键人物。学界菁英如翁方纲、朱筠、姚鼐、孙星衍、洪亮吉、钱大昕、桂馥、王昶、阮元、瞿中溶、袁枚，艺术名家如陈灿、奚冈、赵魏、罗聘、蒋仁、邓石如、钱泳、伊秉绶、梁同书等俱在其朋友圈中，交游、问学内容多值得重视。不仅于此，书札作者众多，关涉地域既广，社会层面又宽，提供了大量同时代人的信息，保存了不少诗文作品、时事记录，以及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节如官场交际、文人生计、子孙教育、婚丧嫁娶、医药养生、日常开销等，勾画出那一时代的众生相，也足以成为有心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书札收藏品鉴古已有之，近年更成热点，然而集数百件同一专题书札且进入学术研究范畴，既需要机缘，也须有正确的方法。我早年有幸收得姑苏沙山春、李嘉福友朋书札300余枚，藉以写成《片纸闲墨》一书，2010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但重在花笺，虽意识到这批书札与晚清海上画派密切相关，仅对书札作者和内容简略考释，作为“晚清苏沪画人掌故”，未能物尽其用。薛龙春在《前言》中说到书札尤其稿本的阅读与利用门槛较高：“只有经过整理与考释，明确文本及所涉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稿本信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史料价值。”他特别强调自己的研究受到陈智超先生启发。陈先生20世纪末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认定该校珍藏徽州方氏亲友手札“具有很高的和多方面的文物和史料价值，而且这些价值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充分地发掘出来，为人们所利用”，历时数年著成《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2001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何龄修《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中高度评价该书“每一通信札的考释都表现了中国考据学的功力和科学魅力”，并且“是考据学的部分理论升华。因此，本书的方法论价值，较之其史料价值毫不逊色”。我读此书时重在晚明人物、史事，未及方法。薛龙春则体悟陈先生的“金针度人”：“著者的贡献并不止于告诉读者‘是什么’，他还将所使用的证据、方法、论证过程全部展示出来，堪称一部示人以法、指导年轻学者学习处理第一手原始资料的著作。”《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正是这一“方法论价值”的又一体现。返回，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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