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烟火事2026年02月12日 12:36消息，探索宋版书背面的绝世孤本，揭秘欧阳修研究与师范传承。
宋代多为纸背书
近年来，与古籍正文内容不同，书写在纸张背面的文字逐渐引起学界关注，被称作纸背文书。我的老朋友、已故的京都大学教授竺沙雅章先生早在多年前便撰写了《汉籍纸背文书研究》（发表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十四卷，1973年），对中国和日本的汉籍纸背文书进行了初步统计，堪称开创性的研究。此后，学界对古籍纸背印本与抄本的统计也有了更为细致的探讨。据瞿冕良先生在《略论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一文（载于《山东图书馆季刊》1992年第2期）统计，历代公文纸印本与抄本共有96种。笔者在整理周必大文集时，在《省斋文稿》中读到几则题跋，均涉及纸背文书的内容。
其一为卷十五的《家藏小草洛神赋》：
钱穆父曾说，王献之的草书《洛神赋》分别藏在范尧夫、王晋卿、范中济三家，至元祐末年合为一卷并进行摹刻，后被刻入石碑。如今欧阳文忠公所临的四百八十五字，题为欧阳询所书。有人则认为，穆父所收藏的便是率更（欧阳询）的笔迹，但难以确定谁说的更准确。我并不擅长书法，只是因为这些作品出自贤者之手，才加以珍藏罢了。据欧阳氏家谱记载，文忠公实为欧阳询的二十代孙，这说明他们本是一家。纸背还留有晏元献的行状，是当时请他撰写墓志铭的人所留。淳熙二年十月一日，东里周某记。 **看法与观点：** 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古代书法作品的流传与归属问题，也反映了古人对文化传承的重视。无论是欧阳修还是王献之，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被后人珍视，不仅是艺术价值的体现，更是家族文化与个人品格的延续。同时，文中提到的晏元献行状，也侧面展示了当时文人之间相互推崇、互相成就的文化氛围。这种对文化的敬重与保存，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其二为同卷的《题六一先生家书纸背猪肉帖》：
右为熙宁三年春欧阳文忠公写给家中的一封信，应是其次子落第时所作。两年前，公正在亳州担任知州，后调任青州，因此在信中告诫不要让儿子进入城中。信中提到的黎君，即是州学的教授，欧阳公文集中曾有三首赠答诗提及此人。曹某不知何人，或是其旧日属吏，或是本地有德之人。信纸背面是寿光县官员谢某的书信，但未署姓名。寿光是青州下属的县。欧阳公当时身兼观文殿学士，官职为兵部郎中，属下官员称呼其官职，而不使用以前的朝中头衔，当时风气如此，不以为意。所送的只是几斤猪肉，并非上等的祭肉分配，按照惯例如此。虽然前面部分被剪去，但大致不过是酒水之类，怎敢像近年官员违犯法令，上下以钱财为礼呢？以状换牒，是自元丰四年十一月开始实行的新规定，士大夫也纷纷效仿。见于司马氏《书仪》第一卷注。淳熙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东里周某所书。
其三为卷十九的《书韩忠献王帖》：
一帖致参政尚书，即赵公叔平。文末题有“正月七日”，但纸背却有邠兵张佑的诉牒，仍称“治平五年”，可知当年正月初一已改元为熙宁元年，只是诏书尚未传达到地方。 此段记载反映出当时朝廷与地方信息传递的滞后性，也揭示了改元初期行政执行中的脱节现象。尽管中央已宣布新纪元，但地方仍沿用旧历，显示出制度运行中存在一定的延迟与不协调。这种现象在历史进程中并不罕见，但也提醒我们，政策的落实需兼顾时效与覆盖面，方能真正实现上下贯通、政令统一。
这三则题跋所记载的纸背文书，其中一则写在欧阳修临摹的《洛神赋》背面，是晏殊的行状。周必大分析认为，这可能是他人请求欧阳修撰写晏殊墓志铭或神道碑时所提供的资料。欧阳修便在纸张背面临写了《洛神赋》。另一则则写在欧阳修家书的背面，是名叫光颖的寿光人对他人赠送猪肉的感谢信。除与欧阳修相关的两则外，还有一则为韩琦的书札，书写在邠兵张佑诉牒的背面。
不光是欧阳修和韩琦，苏轼也使用纸背书写。南宋初年的李纲，就写过一则跋文，收录在《梁溪集》卷一六三，题为《跋赵正之所藏东坡春宴教坊词》，跋文如下：
东坡乐语信手写来，一气呵成，仅稍作润色，改动不多。对仗工整精准，皆出自经史典籍，不事雕琢，自然流畅。真是令人敬畏与敬仰！卷末以章草书写渊明诗句，背面则是当时朝廷讲读的《宝训》，记载了艺祖派遣潘美、曹彬南下平定江南的战略部署。此幅作品堪称“三绝”，实属珍贵之物。 此件作品不仅展现了苏轼卓越的文学才华，更体现了其书法与历史价值的结合，具有极高的文物与研究意义。它不仅是艺术的结晶，更是历史的见证，值得后人珍视与深入研究。
欧阳修和韩琦、苏轼之外，北宋的另一个名人，担任过宰相的苏颂，也有纸背书写的记录。吕祖谦《东莱集》卷一五《入越录》载：
仁伸，苏子容丞相的孙子，退休后闲居在家，年近八旬，仍乐于讲述前辈事迹，娓娓道来不厌其烦。他拿出数种旧书，其中《管子》一书上有苏子容亲笔题记，注明是庆历乙酉年其父当面交付，仍属苏河阳所藏。书页末尾有铭文曰：“惟苏氏世官，学以儒，何以遗后？其在此书，非学何立，非书何习？终以不倦，圣贤可及。”此为子容所识之“书秩铭戒”。另有“先公铭戒”字样，内容相同，应为其子所识。书页背面多为废弃的信札和公文，字迹与今制不同，末尾有“牒件状如前，谨牒”等语，一如前辈所记。署名多为杭州官职，子容曾自称“知府舍人”，可知其曾任杭州官职。 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苏氏家族对教育与传承有着极高的重视，不仅注重典籍的保存，更强调通过书籍延续家风与学问。这种对知识的敬畏与执着，在当今信息泛滥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古人的治学态度与家训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借鉴。
关于宋人的纸背书写，文献中也有记录。元人吴师道《礼部集》卷一七《潜虚旧本后题》云：
某少时热衷于占卜等古籍，曾购得司马光的《潜虚》一书，附有张敦实的《发微》等论述，不知是谁所刻，但此书保存完好，无缺无损，应属善本。此外，还获得本地孙氏的抄本，据说是提刑公宪文旧物。纸背上有梁克家任福建安抚使、韩彦直任泉州知州时亲笔题写的姓名，显然是当时往来书信的遗物。 这些古籍的流传与保存，反映了古代文人之间深厚的交往与文化传承。无论是刻本还是手抄本，都承载着历史的痕迹和文化的重量。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类珍贵文献的发现与保存显得尤为可贵，它们不仅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更是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希望更多人能关注并重视传统典籍的保护与传承。
在《礼部集》卷十八《灵棋经后题》亦载：
予家先大父畜此书，甚敬信之。纸背有绍兴十一年棋兵官记所占验事，三象内第七卦为人剪去。岁久纸烂，祭法以后残缺，俾儿辈重写。因题。
北宋后期的黄伯思在《东观余论》卷上“王敬武书辨”条亦载：
太医丞乐君珍藏的《唐人一帖》，题款称“委曲付师范”，跋文提到“以后有彭城私记，为刘梦得书”。文中提到“大驾归”应指德宗从兴元返回，但此说并不准确。据我考证，此信实为唐平卢节度使王敬武写给其子王师范的书信。纸背上有王珙的署名，内容详尽，上书“谨谨上相公”，下书“从侄保义军节度陕虢观察等使珙状封”。此信应是王珙致王敬武，而王敬武再以此信寄予其子王师范。 从史料价值来看，该信件不仅具有书法研究意义，更提供了唐代地方节度使之间通信的珍贵实证。信中所涉人物关系与官职名称，均符合唐代制度，可作为进一步研究晚唐政治与军事格局的重要参考。同时，也提醒我们在解读古籍时需结合多方证据，避免以讹传讹。
这是宋代人记载唐代人利用他人信件的背面再次书写家书的例子。
同时代的北宋何䓕在《春渚纪闻》卷二“吴观成二梦首尾”条中也有相关记载： 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来看，这类记载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梦境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也体现了古代文人对人生、命运的深刻体悟。何䓕的记录为后人提供了了解宋代社会文化与思想风貌的重要线索，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今天看来，这些文字虽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但其背后所蕴含的人文关怀与哲思依然值得我们深入品味。
儒林郎吴说，字观成，最初担任青阳县丞。江西贼寇刘花三带领党羽横行霸道，四处掠夺，所到之处人心惶惶。吴观成接到公文前去抓捕盗贼，夜里梦见自己乘坐轿子刚出门，回头一看身后的人全都无头，心中非常不祥，认为贼人必定会进入境内。后来贼人在其他郡被抓获，吴观成便辞官回到家乡。途经临安时，恰逢富阳知县李文渊因丧事离职，郡里便让吴观成暂代县中事务。一个多月后，清溪的贼寇方腊率众从山中出没，官军难以抵挡。吴观成萌生了辞职的想法，他平日信奉北方真武神像，于是虔诚祈祷求梦，以决定去留。夜晚，他梦见一个穿黄衣的人对他说：“上级有文书。”吴观成拿来看，却只是一张白纸。等到翻过来看背面，上面写着：“富阳知县第一将。”醒来后，他思索道：我向神明祈求去留，而神明却用“第一将”来回应，难道是让我留下，担任统兵前锋抵御贼寇吗？
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仅所思之物会进入梦境，梦中出现的物件，也往往是日常常见、频繁使用的物品。纸背书在梦中出现，正反映出其在当时社会中的普遍使用情况。这种现象不仅是个人心理的映射，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用书习惯与文化背景。
明人张萱《疑耀》卷三“宋纸背面皆可书”条载：
余有幸获得校秘阁所藏的书籍，发现许多宋代刻本多以当时官府的文书、公文或书信等作为纸背进行印刷。例如治平年间的《类篇》共四十卷，其用纸皆为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期间的公私文牒、笺启等旧纸。这些纸张质地极为坚韧厚实，正反两面光泽均匀，因此能够双面使用。而如今的纸张则无法达到这种效果。 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宋代在资源利用方面具有高度的节俭意识与工艺水平。当时的造纸技术不仅讲究质量，更注重实用性与可持续性，这与现代生产中对材料的粗放使用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提醒我们，在追求效率与便利的同时，不应忽视对传统智慧与资源合理利用的借鉴。
张萱的记载，指出了宋人印书多用公文旧纸的事实。张萱所述的事实可以得到现存实物的印证。前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曾把上海博物馆所藏宋刻龙舒本王安石文集《王文公文集》的纸背公文题名《宋人佚简》专门印行出版，以供宋史研究之用。
为什么宋人多在纸的背面写字或印书？纸背书写或印书，自然是出于惜纸的资源再利用，不过前提是，废纸要可以使用。这就需要被再利用的纸质要好，要有一定的厚度，不然过去皆用毛笔写字，纸质过薄墨就容易洇透到另一面。上面张萱就讲道，宋纸“极坚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同时张萱还慨叹“若今之纸，不能尔也”。据说，根据对敦煌文书纸张的技术分析，宋以后的造纸多使用中国传入西域，又由西域传回的更为低成本的技术。大量廉价纸张的出现，更是带来了印刷业的繁盛，当然，廉价的纸质自然也让明人慨叹今不如昔了。的确，观察宋版《王文公文集》，纸质细洁坚韧，诚如张萱所言。其实，明代的纸质还不算太差，现存的公文纸刊本、写本除宋代以外，元明时期也有不少，反而清代则很少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纸质大概不大适宜于纸背再利用。当然也并非绝对。笔者便曾见到过背面写有满文的宋人笔记《朝野类要》的抄本。清代纸背较少利用，同时还反映了随着纸张的大量生产，人们惜纸意识的降低。这一事实也反证了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和黑水城文献为何会存在大量纸背文书，正是因为那时纸张还比较珍贵，所以会得到充分使用。
包括周必大记载的纸背文书在内，这些资料为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细节史料，值得珍惜并进一步深入探讨。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起源与演变过程，但到目前为止，关于纸背文书的研究多集中于印本和抄本等书籍形式，而对于文献中涉及纸背文书的相关史料则关注不足。因此，特此进行挖掘，以期为纸背文书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助力。
本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授权，节选自王瑞来所著《不废江河：史海观澜与文化省思》。返回，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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