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郡国利病书》流传考，探讨顾炎武原稿在康熙时期的传播与影响。
《天下郡国利病书》由明代顾炎武所著，为稿本，共六十册。此书原由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传世楼收藏，后经过王闻远等人的流转收藏。
顾炎武作为清代学术的奠基人，无论是在世时还是后世，都以博学多识、贯通古今而备受推崇。据其弟子潘耒记载：“当世文人才士众多，但谈及学问，人们都会肃然起敬地推崇顾先生。凡是制度典礼有不明之处，必定向他请教；对于散失的文献和轶事，也必定要征询他的意见。顾先生口述手书，深入探究根源，使每个人都能领悟其中的真意。天下无论贤能与否的人，都知道顾先生是一位真正的通儒。”（《遂初堂集·文集》卷六《日知录序》） 顾炎武的学术成就与人格魅力，不仅体现在他对知识的广泛涉猎与深刻理解上，更在于他以严谨的态度和无私的精神，为后世学者树立了典范。他在当时所获得的尊重，不仅是对他个人才学的认可，更是对一种治学精神的肯定。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醒我们追求知识应以求真务实为本，而非浮于表面。
在顾炎武广博深厚的学术造诣中，最受到赞誉的当属他在音韵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成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评价：“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卷六十八史部地理类《历代帝王宅京记》）到了晚清时期，张之洞编纂的《光绪顺天府志》仍然指出，顾炎武“博极群书，最明于地理之学”。（卷一百二十二艺文志一）在顾炎武的地理学著作中，公认的最高成就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尽管顾炎武俨然为学界祭酒，但在身后很长一段时间內，其某些著作一直被清廷列为禁书。故宮博物院文献馆所藏清代文字狱档，及姚觐元所著《清代禁毁书目四种》中，都有和顾炎武著作相关的记载。《利病书》原是一部未经整理的稿本，况且其中还有不少触犯时忌的内容，故有清一代，见过原稿的人甚少，有关的评述更不多见。
崇祯十二年（1639年），顾炎武参加乡试再次落第，从此不再追求仕途，转而专心治学，开始编纂《天下郡国利病书》。他在自序中写道：“崇祯己卯年，秋闱落第，退而读书。感慨四方多事，羞于经生之无术，于是广泛阅览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臣文集以及奏章、文书等资料，有所收获便加以记录，最终编成四十余部，一部为地理记载，一部为利弊探讨。”至康熙元年（1662年），顾炎武从京师抵达山西曲阳，祭拜恒岳，途经井陉。同年七月，《天下郡国利病书》完成，历时二十三年。
不过从现存的原稿看，有些材料显然是在康熙元年以后补入的。在原稿第三十二册《云贵交趾》中，连载“康熙四年五月，平西王吴三桂奏水西已平，拟将陇胯、的都、朵你、阿架四则溪设为一府”；康熙“六年三月，改乌撒土府为威宁府，又于云南设开化府”；康熙“十年十二月，贵州巡抚曹申吉奏龙里一卫，旧设贵阳府厅官一员，分理民事，后裁厅归府，而驿递全责卫官，今宜改卫为县”等史实。可见原稿的修订，在康熙十年以后仍在进行。
在原稿《云贵交趾·总舆图说》中，有这样两句话：“至于明而符竹始分，迨我朝而规制乃备。”与前文的“明”字相对照，“我朝”应指的是清朝。由此推断，这部《总舆图说》应为清代人所撰写；而提到“规制乃备”，则应是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吴三桂及其子孙叛乱之后，此时距离顾炎武去世仅有一年时间。这篇《总舆图说》与诗人田雯所著《黔书·创建》中的文字颇为相似，并被收录于《贵州通志》中。田雯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由江南调任贵州巡抚（见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四十一），因此，《图说》可能是在顾炎武去世后增补的内容。
据顾炎武嗣子衍生说，顾炎武去世后，遗稿被其外甥徐乾学兄弟取走，带往京城。直至徐氏兄弟被劾夺职还籍，才有一部分遗书回归顾氏。徐氏兄弟均以力学成名，跻身达官显宦，徐乾学好收藏典籍，所筑传是楼，藏书享誉天下。但其所编《传是楼书目》，却未收《天下郡国利病书》。不清楚《利病书》是否也交还顾氏，可知的是后来徐氏家道中落，其藏书也无法再传子孙，而《利病书》则归吴中藏书家王闻远（莲泾）所有。
王闻远是清初思想家唐甄的女婿，曾刻印唐甄《潜书》四卷。见识不凡。其《金石契言》，叙心交七十七人，皆畸人逸士，其中前辈心交即有顾炎武的挚友朱彝尊。《利病书》由他收藏，可谓得其所哉。王闻远藏书颇富，有《孝慈堂书目》传世。但今观古堂刊本《孝慈堂书目》，在方舆郡邑、川渎、名山、名胜，乃至文献诸目中，均无《天下郡国利病书》。
乾隆五十四年（1789），张秋塘带着《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去见藏书家黄丕烈，“云是书是传是楼旧物，后归顾归王，此乃得自王莲泾家。盖莲泾素藏书，而健庵系亭林之甥，其为原稿无疑。即有残阙，安知非即亭林序所云乱后多有散佚者乎？重询是书，已归蒋春皋处，余方悔前此之不即归之也。阅岁，至壬子秋，有五柳居书友携是书来，余且惊且喜……遂以白镪数十金易之”。（《四部丛刊》三编本黄丕烈《天下郡国利病书跋》）这样，离开传是楼的《利病书》原稿，经过孝慈堂，又转入江南另一座著名的藏书楼士礼居。
王氏藏书，不少书籍后来归于黄丕烈。他说：“我所收藏的王莲泾家的书最多，都是从他的族孙那里得到的，仍然是家族藏书未散失的版本。其中有一部《孝慈堂书目》，分类清晰，记载详尽。通过这部目录来查找王莲泾当年的藏书，即使原本已经散佚，也能根据册数的多少、纸张的黄白程度，如同合符一般准确对应。由此可见，书籍贵在有明确的流传脉络。”（见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续录》，叶昌炽《藏诗纪事诗》卷四引）由此可见，两人交往非常密切。然而，从黄丕烈在《天下郡国利病书跋》以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对《利病书》的记载来看，王闻远的后人并未提及《利病书》的原稿。因此，张秋塘所携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很可能早已离开了王氏家族。
士礼居的藏书保存时间远不及传是楼，尚未等到黄丕烈去世，就已经大量散出，多数书籍归于苏州富豪汪士钟的艺芸书舍。黄丕烈生前对此深感惋惜。道光五年（1825）七月七日，年事已高的黄丕烈写下《宋廛所藏唐女郎鱼元机诗》，创作了七绝八首，其中第八首自注中写道：“我家中百宋一廛的藏书，按图索骥，几乎被搜刮一空。唯有这本我特别钟爱的书，得以保全未失。这是宋廛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希望子孙后代世代守护，不要被豪富之家夺走。”（见江标《黄荛圃先生年谱》卷下）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古代藏书家的珍藏往往难以长久传承，即便如黄丕烈这般用心守护，也难逃散佚的命运。这不仅令人感慨藏书之难，更让人思考文化传承的脆弱性。在时代变迁与个人力量有限的背景下，藏书的归属常常受制于外力，而非藏家意愿。黄丕烈的无奈与警示，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汪士钟父汪文琛开益美布号，赀产富饶。“孝廉（黄丕烈）歾，其书为汪观察士钟稛载而去，虽易主，未尝散也。汪氏又得青浦王氏所谓千金帖者，故阮文达公赠联云：‘万卷图书皆善本，一楼金石是精摹。’盖实录也。观察多子，身后兄弟瓜分，家亦落，其书始散。”(《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九杂记六)据曾朴《孽海花》说：“荛翁（黄丕烈）的遗书后来都归汪氏，汪氏中落，又流落出来，于是经史都归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子集都归了聊城杨氏海源阁。”(第十一回“潘尚书提倡公羊学学士狂胪老鞑文”)《孽海花》虽为小说，但曾朴出自常熟书香之家，此言不虚。
瞿镛所编《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没有关于《利病书》的记录。也未见任何材料，提及《利病书》流入汪氏和瞿氏、杨氏。据嘉庆八年（1803）平江徐撷芸跋云：“此书向未付梓，流传于前者悉皆抄本，余无从购觅，心窃志之。壬戌之秋，锡山杨南池表兄过访，道及同邑虞君锡纶家藏此书原本，间亦借人抄录。”(国家图书馆所藏清乌丝栏抄本《天下郡国利病书》。)据此，《利病书》原稿，可能在黄丕烈身前，早已流出。
现已难以考证《天下郡国利病书》在历史流转中经历了多少曲折，最终落入何人之手。据诗人莫友芝记载，同治六年（1867）九月，他客居苏州时，曾有消息称兴化某氏家藏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欲出售，书中末尾附有黄丕烈的跋文（见《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三）。可惜莫友芝并未透露“某氏”的真实姓名。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十五日，叶昌炽在苏州期间，应同年吴讷士兄弟之邀，曾亲眼见到吴氏所藏的《利病书》初稿（《缘督庐日记抄》卷十二）。吴讷士是晚清重臣吴大澂的侄子，由此看来，《利病书》似乎一直未离开苏州。 从这些史料来看，《利病书》的流传轨迹虽不清晰，但始终与苏州有着密切关联，反映出该地在清代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书籍的流转往往牵涉多方人物与复杂关系，而这些细节的缺失也使得我们对古籍的归宿更添几分遗憾。不过，正是这种未尽之谜，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更多想象与探索的空间。
宣统元年（1909），《利病书》返回故土昆山。据当事人王颂文说：“光绪之季，方君惟一（还）与颂文见此书于郡城吴君讷士书斋，相与惊奇，以为幸遇。越年，亭林崇祀孔庙，惟一复谒讷士，述乡人意，欲乞得此书，以纪念亭林。吴君慨然许诺，乃奉书归藏亭林祠。及图书馆成，遂移庋其中。”（《四部丛刊》三编本《天下郡国利病书跋》）
一九三三年，昆山县县长彭百川、图书馆馆长王颂文、教育局局长潘鸣凤合议决定将《利病书》原稿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列《四部丛刊》三编中。这也是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第一次用影印原稿的形式出书，可见张元济等人对此书的重视和珍惜。
现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顾炎武全集》，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即以《四部丛刊》三编本为底本，这也是迄今第一部校点本。返回，查看更多
留言评论
(已有 0 条评论)暂无评论，成为第一个评论者吧！